阚中干:后来我在窗口上面望风偷看，看到她在下面放风，拍拍衣服，拍拍灰。我看到她在下面，脸白白的，皮肤没有接触阳光。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我趴在牢房里面，我看到她在下面放风，心里面又喜欢又心酸。
    
    第二天我受审讯的时候，审讯人问我，你这两天在房间里干什么？我说我在房间里考虑问题。还干什么了？其他没干什么。你老婆看得舒服吧？啊呀，他怎么知道我看老婆了？监房里有人汇报了。
    
    自从透过铁窗无意中偷看到小珍一眼后，阚中干再也没有见到小珍。两个人近在咫尺，又相隔千里。我们无法想象自从小珍毅然决然地跟随阚中干来到上海，又在短短的五天结束了或许本应该美满的人生时，她脑海里会思考些什么。是懊悔，是淡然视之，还是企盼将来的重逢？两个人，同在一座监狱中，每天感受着相同的气息，而视线却无缘相交。小珍不知道阚中干离自己这么近，这或许反而是种解脱。而阚中干那唯一的一次看见他心爱的人，却更令他的心中饱受折磨。
    
    阚中干:每天早上天亮之前睡在床上我就想她，一直想她，把她作为功课一样的。自己心中好像拿锥子锥自己一样痛，但是又想她，每天都在想。
    
    在劳动改造中，在无声的思念里，阚中干度过了他的青春岁月。
    
    就在阚中干服刑期间，1975年的4月5日，蒋介石带着他终生未竟的“反攻大业”离开了人世，在三年后掌权的蒋经国也最终放弃幻想了30年的反攻大陆的想法。1979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提出必须尽快结束这种分裂局面，早日实现祖国统一。持续21年的炮击金门也在同一天停止，祖国大陆率先走出了由对立走向对话的第一步。在“一国两制”的诚意面前，两岸开放从此成为大势所趋，但也是从这一天起，台湾向大陆派遣间谍发生了新的变化，新的人生悲剧又在上演。
    
    从此,香港由过去的前哨站成为台海谍战的前沿。
    
    冒雪寻访梦中人
    
    1980年，服刑22年，44岁的阚中干刑满出狱，在走出了那两扇沉重的黑漆大门后，面对监狱外的陌生世界他茫然了。他22年来须臾不能忘的小珍在哪里？她回香港了吗？她结婚了吗？在这茫茫人海里，又向何处去寻。
    
    阚中干:路都不会走啊！我到上海的时候，经过二十年的长期改造，过马路都怕路走错了，就怕走得不对，走错了以后，给人民警察训一顿。
    
    除了一张刑满释放证明和一张没有接受单位、根本不能落户的“袋袋户口”，阚中干一无所有。他唯一拥有的是对小珍的那份不变的情感。
    
    阚中干:我在外面建筑工地做小工，做建筑小工，拌水泥、拌黄沙、做小贩、踩黄鱼车、踩三轮我都做过。自己手里面有了点钱，我就想去见小珍。
    
    1984年，阚中干费尽周折，终于打听到小珍后来被送往安徽宣城白茅岭农场劳动改造。阚中干知道当时刑满释放人员多数留场就业。得知小珍的下落阚中干一夜难眠，第二天就踏上了开往安徽的列车。
    
    阚中干:当时我想的是，如果有朝一日，她还没有结婚，一个人，哪怕她在穷乡僻壤，哪怕在深山老林里面，我这个上海的袋袋户口随便到什么地方可以落下来的。虽然是分隔这么久的时间，但是内心还是很自私的，最好我们俩还是生活在一起，虽然这个思想不强烈，但是这个灯火，这个火苗一直没有熄灭。
    
    一天后，阚中干冒着大雪，赶到了安徽白茅岭农场。然而离农场越近，阚中干的心就越紧。
    
    阚中干:出来之后天已经快黑了，那个地方离这里还有几十里路啊。公交车已经没有了，这时候人家干部已经下班了，交通车下班了回总厂。我就站在路当中，伸手拦车子，请他们车子停下来捎带着我去。大雪纷飞，一片冰天雪地。分开这么久时间了，她可能已经嫁人了，回想她过去所受的苦难，也可能会恨我，也可能我进去的时候拿棍子把我打出来。又想见她，又怕她。我思想准备什么呢？不管你哪一种态度对我，我也要同你讲几句话，哪怕你开了门见到我用棍子轰我出来，我也要同你讲几句话，讲几句话我就走。
    
    在雪地里颠簸了两个小时后，阚中干来到农场。可是等到了二十年后的一个答案却是他最不愿听到的。

   阚中干:农场管理员跟我讲小珍已经结婚了，回上海去了。
    
    阚中干没有朋友，一个人小心谨慎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始终陪伴着他的，是一封喜欢看又不敢看的小珍的来信。
    
    阚中干:看又喜欢看，但是看完了这封信以后呢，人就瘫掉了。像生了一场大病一样，就好像那个锥子锥自己的心一样，又痛苦，又恨自己。人家讲随着时间流逝，感情会淡。我不是的，越来越深，越来越思念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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