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没有马上答复英国的口头照会。胡阶森当时猜测道，这不是中国方面故意拖延，可能是因为周恩来不在北京而去莫斯科的缘故。但实际上，中国政府确实是想对英国的答复“拖一下”，以表明对英国这样西方国家的态度有别于对印度那样国家的态度。1月28日，中国外交部答复英国，欢迎英国政府指定的临时代办胡阶森为谈判代表来京谈判有关建交的初步和程序性事宜。胡阶森在向英国外交部报告时认为，尽管中国对代办一词加了限制词，但答复还是令人满意的，因此，应立即赴京。外交部同意了胡阶森的请求，并规定谈判应只限于与建交有关的程序问题，不讨论两国间原有条约、香港地位等实质性问题；应向中国表明，一旦使团设施恢复正常，英国就将向中国派遣大使，也准备接受中国派遣的大使或外交代表，原南京政府使馆的地产同时归属新中国政府。对于谈判的策略，外交部指示胡阶森：“我们越是显示急于建交的心情，我们就越有可能被迫等待”。“如果我们现在姑息退让，他们的胃口只会相应地增大，我们就只能不断地作出让步”。因此，为了尽快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只有采取“强硬立场”。英国急于与新中国建交的愿望推动了建交谈判的开始，但采取强硬立场的策略却沿袭了百年来对华外交的传统，表明英国对新中国政府缺乏了解，从而增加了双方沟通的困难。
    
    2月13日，胡阶森根据中英双方商定的计划抵达北京。2月27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会见胡阶森。胡阶森认为他受到的接待“虽不是真诚的，却是有礼貌和友好的”。他询问中方谈判将讨论什么问题。章汉夫以外交辞令回答，一旦准备就绪就会通知英方。
    
    3月3日，胡阶森抵京后20天，中英开始建交谈判。谈判中，章汉夫向英方提出两个问题。第一，英国应与在台湾的国民党势力断绝一切关系。但目前英国在台湾仍有领事，并于1月10日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对驱逐国民党代表案投弃权票。中国政府认为这是继续承认国民党政权的行为。第二，英国应表明对国民党在香港的机构和在那里的中国国有财产的态度。3月7日，胡阶森根据英国政府的指示，以口头照会的形式答复中国外交部。英方表示，留在淡水的领事只与地方当局保持联系并执行商业任务，与外交无关。至于在联合国弃权，这不表明支持国民党或反对人民政府，而是因为还没有达成多数赞成的可能性。在给胡阶森的电报指示中，英国外交部解释了这样做的原因：在安理会12个国家中，只有苏联、南斯拉夫、印度、挪威和英国会投赞成票接纳新中国。因此在另外两国加入赞成行列前，英国唯有弃权，而不能仅仅为了迁就中国去站在少数一边，使自己陷入困境。对中国提出的第二个问题，英国的答复是，国民党在香港的机构并无正式政治身分，只是在行为端正的情况下得到庇护，这符合国际惯例；而中国的国有财产都属于人民政府，如因某些原因无法获得，可诉诸法律，英国政府对此无能为力。
    
    这是英国与新中国之间第一次正式的官方接触，双方的分歧十分明显。新中国提出上述两个问题，是要英国以与国民党断绝一切关系的实际行动，表明在平等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的愿望。对英国政府来说，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如果仅仅要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并不困难，但在与此相关的联合国和中国国有财产问题上，它却还要受到对美关系的制约。由于美国反对新中国进入联合国，英国对此不敢贸然投票，以免在安理会中与美国公开分道扬镳。至于中国国有财产，则主要指当时停留在香港的两航70余架飞机。在这个问题上，英国提出的诉诸法律只是一个遁词。英国检察总长在内阁会议上说得很明白，两航产权“不是法律问题，而是政府究竟安抚美国还是中国的政治问题”。美国人陈纳德“买下”两航飞机后，美国国务院出面要求英国采取各种措施不让飞机落入新中国之手。诉诸法律就是在美国压力下采取的一个有利于美国的做法。“安抚”了美国也就无法满足中国的基本要求，这是在中美敌对格局下英国面临的两难处境。
    
    也正因为中美处于敌对的状态，英国的言行只能被新中国看作是追随美国，从而加深了对它的不信任感。因此，中国政府直到5月8日才答复英国3月17日的口头照会，要求英国对联合国代表权和这两航飞机两个关键问题进一步表明态度。但就在中国政府等待英国表态的时候，5月9日，英国政府以发布枢密院令的形式，扣留了在香港启德机场的70余架两航飞机。这一偏袒美国的行动明显地侵犯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实际上也将处于十字路口的中英建交谈判推向了死胡同。5月17日，章汉夫照会胡阶森提出强烈抗议，指出这一行为不仅是对中国国家财产的“毫不尊重”，而且更是对人民政府“极不友好的态度的表现”。几天后，新华社发表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有关中英建交谈判的谈话。这位发言人回顾了英国正式承认新中国以来双方来往照会和谈判的情况后指出，有关建交谈判“最重要与必须先行解决者，为英国政府与中国国民党残余集团的关系问题”，“英国政府一方面表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建立中英间外交关系的愿望，另一方面在表示此种愿望后，又在事实上再表现为对中国国民党残余集团并未完全断绝关系”。因此，“英国政府对这种言行不符之中心问题，再进一步予以澄清，实属完全必要”。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公布中英间建交谈判的情况，字里行间，显露出对英国政府的极度不满。

    中国的强烈反应使胡阶森开始担忧“中国可能打算采取中止谈判或者甚至中止一切关系的步骤”。从5月26日到31日，他接连给外交部发了4份长电，认为中国关于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和主权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的言词“不是空洞的词藻，而是含义确切的关于（建交）条件的声明”，中国只愿意“与那些断绝了与国民党残余集团关系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政府”建交。因此，英国政府应作出让中国满意的举动，“我们的一个赞成票会使他们满意”。如果英国没有具体行动，中国政府“会继续认为那些公开不支持他们的政府就是在暗中反对他们”。与新中国直接交往并因而增进了了解的胡阶森算是看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胡阶森的电报受到英国外交部的重视。尽管5月下旬贝文在英议会下院辩论中还声称承认新中国是一个“令人尴尬的决定”，并表示“无意退让”，但实际上，外交部已开始考虑改变以往在联合国问题上的做法了。6月6日，贝文电告胡阶森，政府将改变以往在解决安理会席位前不考虑中国在联合国其他机构席位的立场，有可能在7月3日联合国社会经济委员会开会前改变投票态度。6月12日，贝文正式向首相艾德礼建议，改变现有的等待大多数国家同意后再投中国赞成票的立场，因为它“不能使任何人高兴，而却让人民政府获得了拖延建交的额外藉口”，因此，英国应在6月19日召开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7月3日召开的社会经济委员会上投票赞成接纳新中国，但贝文又考虑到英国的所谓威望，认为在投票之前不应告诉中国，以免造成“这一政策的改变是为了取悦于中国的印象”。胡阶森对不事先通知中方的做法提出异议，认为这会使中国不信任我们，“我们将丧失作出友好而有用的姿态的机会，而这种姿态并不需我们付出任何东西”。这一次，胡阶森的意见没有被采纳。
    
    6月17日，胡阶森根据外交部的指示会见章汉夫，以口头照会形式对中国5月8日的要求作了回答。胡阶森在重复了英国以往的立场后表示：1.英国愿与中国建立正常关系；2.在联合国问题上，英国曾劝说古巴投赞成票；3.中国不与英国建交阻止了其他国家在联合国投中国赞成票和承认中国，例如意大利。章汉夫的回答十分简明：问题非常简单，只要英国改变在联合国的投票立场，外交关系就能建立。对中国来说，这次会谈没有包含任何新的内容，只是前几次会谈的重复，而这种重复只能加深中国对英国的反感。英国能否在联合国问题上以实际行动表明诚意成了中英建交谈判能否顺利进行的最后机会。然而，在6月19日的儿童基金会开始前夕，英国政府又转而决定坚持原有投弃权票的立场，终于没能采取新的举动。一星期后，朝鲜战争爆发，随后战争规模逐步升级。远东大规模军事冲突的紧张气氛使得中英这两个分属不同阵营的国家失去了互相沟通的可能性。中英两国在50年代初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历史机会丧失了。
    
    对英国来说，承认新中国却没有建立预期的正式外交关系，无疑是它一百多年来对华外交的最大失败。然而，它作为第一个西方国家承认新中国的举动毕竟使两国建立了一定形式的联系，并向中国显示了它与美国对华政策的差异。就此而言，两国的建交谈判虽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却成为以后中英关系发展的基础。